领袖群伦不自高，靖如处子动英豪。先生品质难为喻，万古云霄一羽毛。

 

清贫力学 宦海沉浮

   王铎，字觉斯，一字觉之，号嵩樵、小樵、石樵，痴庵、东皋长、痴庵道人、烟潭渔叟，雪塘渔隐、痴仙道人、兰台外史、雪山道人、二室山人、白雪道人、云岩漫士等。据《明季南略》记载．王锋“河南孟津籍，山西平阳府洪洞县人”。其十世祖王成从山西迁入孟津邑(令河南盂津)双槐里。王铎生于公元1592年．明神宗万历二十年。先人中，惟有祖父之长兄王价登万历二年进士，然不幸早逝，年仅49岁。祖父王作，终生未曾进入仕途。王铎的父亲王本仁，字性之，号梅园，以农耕读书为业，教子甚严。王铎就是在这样一个知悉诗书，家境衰落的生活环境中生长起来。王铎家原“有田二百亩” ，但在明晚期疯狂的土地兼并中缩减到“日不胜于贫时十三亩也” 。他的父亲依靠黄河南岸的13亩薄田支撑着全家生活。王铎有四个弟弟，即镛、鑨、镆、镡，一个姐姐和两个妹妹。家境贫困艰难之时，“不能一日两粥”。王铎的母亲陈氏曾将陪嫁的“钏珥链柎鬻之市，以供朝夕”。“麦稻缺，买犄饼，不能遍诸儿。半儿饱，母略茹藿，则腹饥矣” 。慈母怜子以菜充饥，而饼少人多，仍不能让儿女免去饥饿，这便是王铎早年饥苦贫寒的生活窘状。直到成年王铎依然难忘母亲的话“子勿忘我饼尽腹饥时，女勿忘我钏珥鬻币时也” 。“王铎青少年时期，乡里的富豪为侵吞王家财陷王铎的父亲王本仁，这使得王家日渐衰落的经济生活更加上加霜。
   俗话说：“陋室出公卿”。苦难激励着王铎在清贫中力学，走上千禄仕进之路，以求光宗耀祖。王铎有诗序云：“余少年贫，衣食为艰，鲜有掖者。余复压然，不求人怜” 。少年的王铎倔犟而独立。而在那个社会，知识分子也唯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打通参与政治的道路，才能改变经济生活命运。王铎14岁读书，从学习古文开始，转年从舅父陈具茨学习。16岁读书。18岁就学于山西蒲州河东书院。王铎因学业优秀，得到同乡乔允升的器重，对其他门下弟子讲：“孟津中的富家子弟，但以有吃有穿而傲视乡里，只有王家长子王铎，勤奋好学” 。乔允升还令其他弟子北面受学于王铎，还在经济上资助王铎，使王铎度过了明万历四十四年的河南大饥。
    王铎早年得到资助最多的是舅父陈具茨、岳父马从龙，当然还有倾其所有、同甘共苦的妻子马氏。
   1621年8月，王铎中乡试。入冬，王铎来到京师，寓居于京城报国寺，准备参加会试。翌年三月，王铎31岁时，殿试名列三甲第58名，赐同进士出身。半年多的时间王铎连科及弟，这对王氏家族简直是天大的荣耀。王铎又从进取的409名进士中考选人翰林院为庶吉士，同时的有倪元璐、黄道周，当时人称“三株树”和“三狂人”。黄道周(1585～1646)，字幼平，号石斋，福建漳浦铜山人。明天启二年进士。明天启四年，授翰林院编修。崇祯帝死后，他事福王、唐王，官至武英殿大学士，少傅兼太子太师，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。明隆武二年，殉节而死。黄道周擅长诗文书画，取法魏晋而面目独出，书风“险怪”。倪元璐(1594～1644)，字玉汝，号鸿宝，浙江上虞人。官拜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。明崇祯年李自成攻陷北京时自缢身死。倪元璐擅长丹青翰墨，其书法以纵姿奇崛为面目．直人真率天趣之意境。黄、倪、王三人仕途同时起步，交游甚密，政治上相互影响，学术上相互砥砺．马宗霍在《书林藻鉴》中说：“然如黄石斋之崖岸，倪鸿宝之萧逸，王觉斯之腾挪，明之后劲，终当属此数公”。只是在明亡之际，黄、倪二人与王铎选择了截然不同的归宿。
   王铎入选翰林院，进入庶吉士行列，为他日后的升迁提供了最优越的条件。《明史》记载，自明英宗天顺二年以后，“非进士不入翰林，非翰林不入内阁，南北礼部尚书，侍郎及吏部右侍郎，非翰林不任。而庶吉士始进之时，已群目为储相” 。关于王铎入选庶吉士的原因，《侯太史遂园诗集?卷首》部分记载为当时任职翰林院的同乡侯恪的推荐。而《王铎的政治生涯》的作者则认为最有可能推荐者是同邑师长、刑部左侍郎乔允升。但无论推荐者是谁，总之，王铎这位“田舍翁”瞬间成为朝中的“士大夫”，并且直接敲开了通往中央权力中心的门户，这是其一生最重要的转折。然而，纵观王铎的一生，做为庶吉士，即“进士文学优等及善书者”，他是当之无愧。至于以此做为晋升的高台阶，虽然带给他日后的达官显爵，但同时也把他抛入凶险莫测的宦海之中，历尽升沉。真可谓：福兮？祸兮?
   王铎初涉政坛的九年，以清流自居。在当时“东林党”与“阉党”的政治角逐中，他与文震孟、陈仁锡、黄道周、倪元璐、黄锦、郑之玄等人表现了鲜明的倾向于“东林党”人的立场。入朝初期与王铎交游来往密切的人是吕维祺。吕维祺是河南新安人，明万历四十一年进士，累官至南京兵部尚书。王铎十分敬重吕维祺，吕维祺更是赏识王铎的才华。后王铎将长女嫁与吕维祺之子吕兆琳，两家结为姻亲。吕维祺与东林首要人物大理寺卿邹元标、副都御史曹于汴相友善，并在北京创立了“首善书院”，以讲学为契机，展开关于改良政治的讨论。邹元标得王守仁之传，冯从吾志濂洛之学，吕维祺则深研经义，这对于王铎学术思想以及政治倾向的培养有不小的影响。 另外，王铎、倪元璐、黄道周所共同仰慕的先师孙承宗，也是河南籍。钱谦益即是孙承宗的忠实门生。孙承宗对王铎亦是格外青臁，曾为王铎的《拟山园初集》撰写了《叙王觉斯太史初集》。从王铎这些交游关系及经历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，王铎政治立场形成的原因以及后来如何为官做事的动因。
   明天启六年正月，“阉党”首领魏忠贤授意朝廷，纂修《三朝要典》，目的是总结“阉党”在政治斗争中的胜利，为自己树碑立传。王铎时任翰林院检讨一职，理应参加《三朝要典》的编纂，然而王铎却与同僚黄锦、郑之玄一同辞去了编纂工作，做出了不与“阉党”为伍的行动。以后，《三朝要典》由大学士顾秉谦、杨景辰主持完成，又于明崇祯元年元月被皇帝朱由检下旨焚毁了。
   明崇祯六年四月至八年秋，王铎居京长达两年多，其间已由翰林院侍讲迁转为詹事府左谕德，右庶子。这时期中首辅是明崇祯年间居阁时间最长而且阴险狡诈的温体仁。王铎与其政见不和，自请调离京师任南京翰林院学士。王铎曾叙述这段经历说：“不合温体仁、吴宗达、乌程百计中之，后避而之金陵”。 明崇祯十年初，王铎被召回北京，任少詹事。是年八月，大学士温体仁引疾免，吏部推阁员13名，王铎为其中之一，但未能获任。十二月，定东宫官属，为东宫侍班；次年正月，又晋升为詹事；同年七月，任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、经筵讲官、教习(翰林院)馆员等职。明崇祯十一年，满州的皇太极再次发起大规模的入侵，明朝军队接连受挫。内地由李自成、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也分别攻战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。明王朝已处于颓败之势。此时，兵部尚书杨嗣昌在边事上主张议和，遭到朝中正义之士的强烈反对，王铎的好友黄道周在崇祯帝召对于平台之际抗疏论辩，批驳议和派主张，遭致贬官六秩之处分。事情仅过19天之后，王铎仍旧上疏，“言边不可抚，事关宗社，为祸甚大，懔懔数千言” ，使主和派大为恼怒，杨嗣昌已使人言于崇祯帝，要求给王铎以“廷杖”的处罚。“廷杖”之罚等同死刑，无人能从杖下生还。消息传出，王铎一家老小，都为王铎担心流泣，而王铎却神态自若，毫无畏惧之感。好在“上亦不加罪焉” ，保住了王铎一条性命。事隔数日，经筵秋讲开始，王铎以经筵讲官的身份，进讲《中庸?唯天下至圣章》并论及时事时，“力言加派，赋外加赋。白骨满野，敲骨吸髓，民不堪命。有司驱民为贼，室家离散，天下大乱，致太平无日” 。又触怒了皇帝，据《清史列传》的记载：“庄烈帝切责敷衍支吾，不能发挥精义。铎惶惧，俯伏案前待罪”。虽然，崇祯帝“不加罪”，但已令人栗栗危惧。历史的记录虽仅寥寥数语，但对于当事人的王铎却需要何等的勇气。同朝廷理论、与皇帝直言，表现出青年时期的王铎骨子里刚直不阿，求真求实的精神。不过，得罪权臣、拂逆龙颜，终归不会有好果子吃——王铎随即遭到了政治上的失意。而此时他的两个幼女亦于同年(明崇祯十一年)秋冬季先后夭折。他两度上疏“乞归省亲”，遂获准。年底返回孟津故里。
   明崇祯十二年十月，王铎重返北京，任翰林院学士职，明崇祯十三年九月受命南京礼部尚书。在赴任南京的途中，顺路返回孟津。翌年初，老父病故，王铎辞官服丧。四个月后，老母亦病故。此时，家乡一带农民起义军声势浩大，王铎不得不率家人流落于河北、江苏、湖北之间。明崇祯十五年十一月，结发35年的妻子马氏病故于江苏桃源的一只小舟中。明祟祯十六年，三妹和幼子无争、四子无技都死于逃难途中。明崇祯十四年正月，暂避浚城故友刘通政的“摄生阁”。二月，李自成攻陷北京，该地也成危势，又率全家乘舟飘泊在丰、沛、清江浦一带。此时的王铎饱受着国破家亡之痛苦、贫困潦倒之艰辛。他在《赠汤若望诗册》的跋中记道：“月来病，力疾勉书，时绝粮，书数条，卖之得五斗粟。买墨，墨不嘉耳，奈何!” 政治失意与生活飘泊的双重压力，逐渐销蚀了王铎与“阉党”权臣舍命相争、向皇帝直言劝谏的勇气。王铎，这位明王朝的孤臣，如果不是因为一个意外的任命，也许会在颠沛流离中死去，为后人所感叹；也许会在改朝换代后，束装归里，成为前朝遗老，以诗文书画伴其晚年，备受后学尊崇。如果一切都没有发生，命运会让他继续一个悲剧的角色。
   1644年忙不迭地有新主即位。在清军与吴三桂联合兵力刚把登基不久的大顺皇帝驱回山西，清摄政王多尔衮正议定建都北京、迎福临即位之时，凤阳总督马士英与魏忠贤旧党阮大铖也正密谋立福王，他们认为福王昏庸，便于操纵。五月十一日拥立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皇帝，诏以明年为弘光元年。朱由崧的父亲福王常洵，在明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破洛阳时为农民起义军捕获杀死，王妃邹氏及世子由崧则逃往怀庆。当时，王铎一家正居于怀庆，对他们多有帮助。如今，朱由崧自然念及往日救助之恩，称监国时，已推举王铎为东阁大学士。六月三日，王铎入阁，马士英为首辅，王铎至而为次辅。在辅政期间，王铎感戴福王恩宠，办事竭尽忠诚。钱谦益作墓志铭就称赞他：“事弘光皇帝于南，奖护忠直，疏解禁锢，侃侃有以自处”。七月，王铎拟旨削故大学士温体仁、薛国观、周延儒赠谥及官荫。秋冬之季又与河南籍官员联名上疏，奏请表彰中州死难诸臣。特别是当马士英、阮大铖要以“六等”拟定北部降“贼”大臣罪名时．王铎与刑部尚书解学龙则尽力保全了多数的北来大臣。二人却因此受到保国公朱由弼的弹劾，解学龙遭削籍处罚；王铎则因有福王的私交关系，方保无祸。随后发生的北来太子事，更表现出王铎报恩福王的行为。明弘光元年三月一日，有自报“太子”者从杭州到南京，从而引起朝中“太子”是真是伪的争议。以东宫侍班身份的王铎首先认定太子是伪，《国榷》卷一O四记载：“盖士英揣上意，逆设疑端，大学士王铎附士英，首言其伪”。至“三月乙酉……时马士英迎上旨主伪，大学士王铎先侍东宫，附合士英，中外悲之”。到了“三月庚寅……会讯午门……诸臣相顾未决，王铎日，我敢任其伪，不必再谳，叱下狱”。可见王铎在“太子”真伪的立场上是鲜明的，甚至自愿站在风口浪尖上，直接处置此事，把“太子”押解入狱。当时，认定“太子”的还有朝中的很多大臣，执言仗义、刚直不阿的黄道周也确认“太子”是伪。《弘光实录钞》卷四六也说：“已而拱乾、学濂、宗正、元龙、国弼回奏，皆曰伪”。此事弘光帝对王铎等人的言行大加称赞说：“具见忠诚大节”。皇帝满意了，主政的马士英也在幕后达到了政治目的。日后，王铎却因此蒙受了奇耻大辱和莫大冤枉．又一次在封建政治斗争的漩涡逆流里被呛得奄奄一息。
   北来“太子”真伪之争发生后，驻守南京城外的一些大臣因不明事态真相，上疏质疑，甚至发起“兵谏”。湖广巡抚何腾蛟，兵部右侍郎袁继成皆致疏朝廷，主张审慎行事。而武昌左良玉更以“清君侧”为名，兴兵问罪马、阮，声称“为太子死”。 风雨飘摇的南朝小朝廷内讧初起，未成声势，随即为清朝南下的大军所终断。明弘光元年四月二十日，清军攻陷扬州城大杀十日．后渡江直捣南京。五月十日，福王率马士英等逃奔太平。十五日清兵攻陷南京，城内官民都出来迎降。至于出奔之福王，不久以后，在芜湖被降将田雄所执。公元1646年遇害。 南京城破之际，宫里宫外一片混乱。《爝火录》五月十一日条记云：“帝既出，宫门大开。内外鼎沸，宫女杂走。百姓乱拥入宫，抢掠御用物件，遗落满街。内库银绢、米黄、物玩、弓刀之属，皆被劫罄尽。文武百官一时隐匿，洗去寓所封示。男女出城者如蚁，有出而复返者。居民又尽杀城内外黔兵，糜有孑遗。”京城百姓又有好事者，声言要救出那位“太子”。百姓从中城狱扶拥“太子”上马，直奔西华门武英殿，用从西宫捡出来的弘光遗弃的冠袍，给“太子”加身，然后连呼“万岁”，演出了一场闹剧。其间，王铎已换便装躲避，不料被激动的人群擒拿回来，要他指辩“太子”的真伪。绑缚之下，王铎饱受辱骂痛打。幸有赵之龙出手相救，总算捡了一条性命。而在此之前王铎已经六次请求辞官，终未能获准，从而未能幸免这场祸事。五月十五日，豫亲王多铎已率清军进入南京城。惊魂未定、伤体未愈的王铎随钱谦益等降清大臣去迎接新主子入城。在清军之中，王铎见到了去年在江北已降清的四弟王镆，兄弟相见，悲喜交集，泣泪纵横，内心感慨苦痛实难语言能表达。
   清顺治五年(1648年)冬，57岁的王铎来到北京。次年正月，被命以原官礼部尚书管弘文院学士，充明史副总裁；同年，即顺治六年，授礼部左侍郎，充太宗文皇帝实录副总裁；十月，加太子少保；清顺治八年晋少保品位。当年向西南旅行，途经陕西汉中，由栈道入川，游历了峨眉山。十二月初六，经裕州返回孟津老家．因长途颠簸，身染重疾而卧床不起了。清顺治九年三月四日，朝廷又授王择为礼部尚书，据推断王铎尚未知道这一任命，就干三月十八日卒于里第，年6l岁。死后，清廷赠太保，谥文宗，荫孙之凤小书舍人。
   王铎在出仕的七年间．几乎无所作为。《清史列传》仅在清顺治八年记有两件事情。一是三月上疏朝廷，请求“幸学释奠”、“修葺圣庙”，仍照例调衍圣公及“四姓博士”赴京陪祀。即劝告皇帝要行孔孟之道，实行有关遵孔的旧例。二是四月受皇帝命祭告西岳华山。
   晚年王铎的命运是凄凉寂寞的，作为明朝的亡国遗老，他是得不到清朝统治者重用的，任用他们不过是为收拢人心，用来装点门面。清代初期实行高压政策，如限令汉人剃发，明令“遵依者为我国人民；迟疑者同逆命之‘冠’必置重罪”。从剃发来测验人心，让汉人表示服从满人统治。民间有“留发不留头”的说法。剃发尚且如此，何况有悖于满族统治者的言行。惯于直言的王铎只好缄默无声，将内心世界层层遮掩封闭起来。他的故国失去了，他在弘光朝的政治生涯还蒙着灰色的暗影，留下耻辱的回忆。他的父母和同甘共苦的妻子早已逝去，他身为“贰臣”，已无任何前途而言，甚至对于死也充满惶恐，他死前“遗命用布素殓，垄上无得封树”。他的墓至今不知葬于何处。是不敢堂而皇之的为自己树碑立传?或是担忧被人抛尸荒野?
   降清后，王铎的生活态度也发生截然变化。同样降清的好友钱谦益在为他作的《墓志铭》中，隐晦而疑惑地写道：既入北廷，颓然自放，粉黛横陈，二人递代。按旧曲，度新歌，宵旦不分，悲欢间作。为叔孙昭子耶?为魏公子无忌耶?公心口自知之，子弟不敢以间请也。
   这番叙述几近为晚年王铎的素描像。功名利禄，家业国事，皆以飘忽不定。除却声色之外，他只有以诗文、书画自娱。往昔交际的部分亡明遗臣，大多也与他同好，如来权、张玉调、戴明说、孙承泽、周亮乙、粱清标、丁野鹤等人。王铎同他们企图籍艺术创作到归宿。在某种意义上说，王锋为艺术追求终其一生，也为后世留下诗文书画等丰厚的遗产，尤其是他的书法艺术蔚为大观。

    我和先生一样，喜欢茶道里关于“一生一会”的说法。说的是我们每次与朋友喝茶，都应该生起很深的珍惜。因为一生里能这样的喝茶可能只有这一回，一旦过了，就再也不可得了。 
    一生只有这一次聚会，一生只有这一次约会，使我们在喝茶的时候，会沉入一种疼惜与深刻，不至于错失那最美好的因缘。 

    还是清玄先生说的，“有时，人的一生只为了某一个特别的相会。”
    我们可能都有类似经历，为了一个短暂的相会，我们已经走过人生的漫漫长途，遭受过数不清的雪雨风霜，好不容易有机会和知心的朋友，深情相会。回想起来，从前那走过的路途，都是为了这短短的数小时作准备。      
    不只喝茶是“一生一会”的事，在不可思议的因缘里，与有缘的人相会面，都是一生一会的。如果有了最深刻的珍惜，纵使会者必离，当门相送，也可以稍减遗憾。

    我在想，只要彼此珍惜，其实也未必见。昨晚有朋友约我今天见面，真的是个我很喜欢的朋友。为此，推了两个本已定好的事。饥肠饿肚临近一点，朋友来电话说单位临时有事来不了了。难免有些惋惜，但想想她的工作性质，顿时心中释然。一个约会，最重要的不是在一起多久，而是为这个约会所投入的感情。 
   “一生一会”的说法是有点幽凄的，然而在幽凄中有深沉的美，使我们对每一杯茶，每一个朋友，都愿意以美与爱来相付托，相赠与，相珍惜。。。